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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应该有官民之分。





众所周知，科学的根本特征或者说使命，就在于“求真”——寻求和推究事物的理性知识和客观规律。因此，其鉴别或区分的标准自然只能是真与假、是与非，而相应的，对于科学从业者来说，也只有从业能力、水平、程度的大小高低之分，不能用外在于科学本身特征的东西去衡量。很明显，“官方”或者“民间”这样的权力式划分，无论是对科学还是科学家来说，都是非科学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



科研资金的来源，并不能决定科研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身份性质，二者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内的概念。爱因斯坦长期工作于私立的普林斯顿大学，而牛顿则曾任国立牛津大学的教授，能由此认定爱因斯坦是民间科学家，而牛顿属于官方科学家吗？



说到底，“官方”“民间”之分，之所以不适合于科学和科学家，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依据权力的分类——当我们说一件事物是官方而非民间时，实际上意味着它是受公权力决定和支配的。而这，是科学和科学家所不需要、也不应当需要的。太多的经验表明，权力的盛行和支配，必然不利于自由独立、宽容和谐的科学精神氛围的形成，并最终成为科学发展和科学家成长的桎梏。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著名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19世纪30至60年代，在权力的支配和裁断下，生物基因遗传学在苏联长期被斥为“反动”，并彻底禁止相关的研究和讲授，不仅导致了苏联在这一科学领域完全落伍于世界，而且使其失去了两代生物学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原本就应该是“民间”性的。惟其民间，才能有一个优裕、自由的发展成长空间。官方当然可以也应该支持和资助科学和科学家，但支持、资助不等于包办代替，更不等于干涉和支配，甚至将科学和科学家彻底“官化”。



最近，温家宝总理向教育专家求教：“如何培养大师级人才？”为此，有评论指出：“权力裁决一切不利于出大师。”确实，无论是从教育还是科研管理体制上看，科研、教育自身的规律没有被充分尊重，“官方”色彩过于浓厚，权力支配和管理了太多本不该支配、管理的事情。



当前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简单地“呼吁国家重视民间科学和研究”，更应当从体制上，打破科学和科学家在“官”和“民”上的畛域，给一切科学和科学家一个不分名位、不问出身的平等发展成长环境。 (张贵峰)

汉字背后的东亚史(刘晓峰)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文字。”



暑假出差回到清华园，发现信箱里有一本阿辻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大32开，封面设计得很洁净。翻开书来，开篇就是这一句话。对于一个研究文字学或语言学的人，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在陈述一个即存的知识。但做为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人，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书中读到这句话，一瞬间却勾起许多关于汉字的回忆，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这本书8年前我就读过。当时读的是日文版。

1995年，我考入京都大学读博士课程。我立刻就喜欢上这所老大学，因为它有一个图书资料极为丰富的图书馆。长期以来，我学习的坏习惯之一就是乱读书。有时进图书馆时心中只是有一个大概的阅读方向，钻进书库后找一本相关的书就开始读，读到某个地方有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于是换个地方找本书接着读。我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流浪式”。和流浪式不同的，还有一种“漂泊式”。漫无目的走进书库，觉得书架上哪一本书有趣，便拿起来读。之所以说这是“乱”读书，是因为那时候读书缺乏效率观念，只是信马由缰，读一上午有时连一行笔记都不做。乱读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远来是客，忘记了这个异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天对自己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那恶果是到今天写论文时，经常一下想起一条资料来，头脑中马上反映的是记载这资料的书在那个大图书馆的第几层楼第几个书架的哪一个位置上。可头脑中原本伸手可及的那本书，此刻就是踩着梯子拿着竹竿也已经够不着了。



书归正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对津田左右吉产生了兴趣，开始光顾书库中一本一本津田写的和写津田的书来。于是某一天，我在书库一个不经眼的地方看到了几本书，和津田左右吉有了一次意外的接触。那些书用日文的假名写着津田的名字，满是灰尘地立在那里，明显很长时间没人翻动过。打开来看，我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书通篇假名，没一个汉字。只用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书写的文件此前我也读到过。比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文电报文档。难读是难读，但那些文件和一本书比起来毕竟很短，咬咬牙也就读下去了。正如一条没人深的河总看得见对岸，憋上一口气你总能游过去。可如果是一望无际的海，望一眼后你就只有放下书来兴叹的份儿了。津田的书怎么印成这个样子？下一次上课时免不了就此向日本教授请教，于是知道日本语发展史上有过一段颇想废除汉字的历史。



原来明治维新后有一个阶段，日本人也象我们近现代一样，开始拼命寻找自己为什么比西洋落后的原因。有些人象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写的那样，把目光放到洋人吃什么、喝什么上面，还有人则把目光放到了语言上。汉字的命运在日本由是进入了前途多舛的历史时期。说来在日本对汉字文化产生怀疑，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代。在德川时代，西洋的文化借助荷兰人经由长崎进入日本，称为“兰学”。兰学家们发现，和荷兰语相比，汉字实在过于复杂。复杂归复杂，他们翻译兰学著作时还是不能不使用汉字。受西洋传教士的影响，幕府末期的1866年，日本邮政事业的创始人前岛密提交过“汉字御废止之议”，要求废除汉字。明治维新后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慢慢多起来，在明治初期就成了点气候。1883年，主张只用假名的势力聚合到日本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之下，成立了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任会长的“假名会”。“假名会”有5000名会员，出版《假名向导》杂志，还编撰了只用假名的字典。及至甲午一战，打败了大清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一下子上来了。日本祖宗发明的假名成了至宝。再看一行行文字中，嵌于假名中那些战败者的祖先发明的汉字自然更成了落后的、极不科学的、极不合理的东西，成了很多日本人的眼中钉。一场净化日本语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来，津田左右吉的那几本书，一如文革红卫兵的小报，就是运动的产物。



明治以来，还有一些日本人比他们还要聪明。他们经过计算，发现西洋字母只有26个，而日本的假名却有50之多。他们觉得已经多出的20几个假名再加上从中国搬来的笔划繁复的汉字，日本语当然变成了笨重之极的语言。使用如此笨重语言的日本人，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洋？“汉与洋同，皆为他邦”，既然汉字和西洋罗马字都是外来文字，而前者繁杂，后者简易，何妨去繁就简，干脆使用罗马字，把汉字和日语假名统统废掉。这意见最初由土佐的南部义筹提出，马上得到著名知识人西周、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等的呼应。1884年，主修哲学的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组成“罗马字会”，推行罗马字标识的日本语。这场运动不愠不火持续了很久，在地球物理学和度量衡统一方面贡献极大的田中馆爱橘和弟子田丸卓郎都投身于普及罗马字日语的事业中。1928年1月，日本罗马字社出版了《ROMAZI NO NIPPON》创刊号。只用假名的出版物，已经让大多数日本人头疼不已，全是罗马字的日语出版物，读起来大概更拮屈鰲牙。在日本前后近十年，我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还没有体验过阅读全是由罗马字标识的日语出版物这份“幸福”。其流传不广，可想而知。



但是，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有音、型、义，不仅词义丰富，而且表达精练，书写优美。并且每个汉字都可以独立使用，同音字也可以借助字型加以区别。没有汉字的日本语，假名多，占了不少纸面，造成浪费，表意上也损失了准确性，更少了东方文字特有的那份神韵。这场运动的结局不用细表。今天岩波书店重印津田左右吉的书时，不得不重新加进了“笨重”汉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场运动下来，并非毫无斩获。日本语自身最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书写方面，传统上本是和老中国一样是由上到下，由右到左，现在主流变成由左而右的横向书写。当然，这方面中国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斩获是汉字的简化。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但同时认为完全废除为时尚早，所以应当从常用汉字中精选一部分用于教学中。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文献《文字之教》。从以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为基础作成的《‘文字之教’新出汉字表》到邮便报知新闻社发行的《三千字字引》（1888年），再到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教授用汉字的规定》（1901年）、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04年）、一直到国语审定会审定的《标准汉字表》，后来日本政府的汉字教育走的基本是福泽的路数。1946年10月，日本国语审议会推出了《当用汉字表》，汉字被简化、使用的数量被减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表》就是这一路线延伸到今天的产物。



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开始尝试向美国说“NO”。亚洲几条小龙也纷纷起飞，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的加速时期，东亚形势一片看好。日本经济学家们开始热心地讨论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理论”。日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开始重视韦伯的著作，关注起儒教伦理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当口汉字同样成了重新审视的话题。1986年5月，日本召开了“汉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在信息化社会中创造汉字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具有象征性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即有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也有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人和韩国人。在我看来，这个80年代的“汉字文化圈”成了关键词的国际研讨盛会，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东京召开，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说汉字的历史》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这次国际讨论会。



一路回顾汉字在近代日本的遭遇，头脑中自然时时想起19－20世纪汉字多灾多难的命运。自战国时代起，汉字逐渐传播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都曾经普遍使用汉字。据说直到今天，越南语约90％的词汇来源于汉语，韩语词汇约70%来自汉语，但在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汉字20世纪在中国的遭遇同样一波三折。当年钱玄同曾有废除汉字的主张，报纸上曾有过“汉字不废，中国不兴”的口号。汉字福大命大，躲过了彻底被废除的桀运。但是，简化汉字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次年废除。1955年中国文改会公布《简化汉字方案草案》，次年审议通过。两年后发表《简化汉字表》构成了今天大陆书写汉字的基础。1977年又公布了《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其时我正读初中，反复练习过那些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的“简体字”。所幸这批简体字后来因为字型过于简单被废除了。到今天，进一步简化汉字的声音已经很弱了，舆论中甚至有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起飞已成定局，中国成了牵引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大量的韩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许多韩国学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废除汉字的得失，认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9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说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从这则报道中，我们依稀看得见在朝鲜半岛出现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一线曙光。汉字的命运，似乎又面临了从收缩到扩张的转机。21世纪汉字向何处去？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第一次读《图说汉字的历史》，大概就缘于和津田意外接触所引起的对汉字的兴趣。同时阅读的，还有沈国威先生关于现代汉语中收入的日语词汇的博士论文。那同样是一本关于汉语引人深思的著作。阅读那本书后我第一次了解，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中，涵括了那样多来自日本的单词。汉语在近代民族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曾经具有如此富有弹性的变化，这是引人深思的。仍就汉字而论，90年代死于任上的日本前首相小渕惠三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误写成“小渊惠三”。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名字，经常被误写为“界屋太一”。今天的世界上，日本是除了中国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但日语中数量不多的日本汉字，却一直被拒之于中国汉字体系之外。象辻、堺、渕这样的日文汉字数量并不多，在国际化的21世纪，我们是否应当考虑打开汉字的大门，让这些来自异域的汉字伙伴入伙，让它们在中国也有一个正式的立足之地呢？



令人感动的是早在80年代，很多象阿辻哲次这样的日本人就非常关注汉字的未来。他们担心，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微机处理、记录语言。那么，将来的汉字怎么办？阿辻哲次写作《图说汉字的历史》，立意也在于想准确地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通过回顾汉字走过的历程，由此预见它的未来。他指出，“汉字在东亚的广大地区使用了数千年，而且直到今天还被使用着。无论是以使用的人口，还是以诞生的时间、覆盖的地域判断，汉字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庞大的文字体系。”他希望东亚的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是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汉字的未来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汉字的东亚史将要写下的，会是怎样的篇章？

孤独的小丑

孤独的小丑，他觉得面子很难挂得住，因为他独自一人坐在饭馆的餐桌旁，于是他好几次硬生生地、急匆匆地冲到吧台前，把台上的电话机放正，然后拨打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他给自己的空房子打电话，手里举着话筒，脸上显出沉甸甸的期望，这样他才感觉足够有派头，足够繁忙，实际上他在观察周围的客人，他们坐在那儿，全都成双成对，他自认为他们都瞧不起他，几分钟后，他装模作样地发出一声叹息，放下话筒，走回自己的桌子。

司书僧的高度估计是达不到了，不过凡人还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单个方面的建树，就有可以赶超的可能。

做一个图书馆员，基本知识和技能当然是其必要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为读者服务的心。在为读者服务的前提下，去发掘，去创造。去开辟新的天地。

图书馆2.0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这门里面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个思想，一个不断进化的思想。

司书僧各个方面都是“高手”，真可谓全能馆员，包租公的嬉笑言谈中让我们看到了楷模的标准－－选他做职业神比“长恩”更形象～

金大侠的作品确实可以让人长智慧，令人百看不厌。里面有不少生活道理，也有不少做人的准则。当然也离不开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他所宣扬的一种因果关系。

如何从一部作品《天龙八部》中借鉴到做图书馆员的典范，确实很有意思，但要落到实处，还是不易。

毕竟，我们还是处于世俗世界，还是属于地球村民。